赵伟犹豫了很久，眼神在恐惧和挣扎中反复摇摆。他想起这些年每天都被噩梦缠绕，想起江振涛临死前的眼神，想起自己远在老家、不敢联系的妻儿。“我……我需要时间考虑。”他最终说道。

沈砚青点点头：“可以，但时间不多了。高明远很可能已经察觉到有人举报，我们必须尽快行动。这是我的联系方式，如果你想通了，随时给我打电话。”她留下名片，起身离开仓库时，回头看了一眼那个佝偻的背影，心中清楚，这只是这场正义之战的开始。

第三章 证据链的拼图

回到检察院，沈砚青立刻召开案情分析会。参与会议的有公诉二处的全体检察官、公安刑侦支队的负责人以及技术鉴定中心的专家。

“根据赵伟的初步供述，十年前第三次谈判结束后，高明远以谈合作细节为由，将江振涛骗至城郊废弃码头，随后指使手下将其杀害并抛尸入海。赵伟作为司机，全程在场，但因受到高明远的威胁，一直隐瞒真相。”沈砚青介绍完案情，抛出了当前的核心问题，“现在的关键是，如何构建完整的证据链。没有尸体，没有直接物证，只有污点证人的证词，很难对高明远定罪。”

公安刑侦支队负责人老周皱着眉头说：“我们已经重新调查了废弃码头及周边区域，由于时间过去太久，加上这些年环境变化，很难找到当年的作案痕迹。我们也排查了高明远当年的手下，大多已经离职，有的甚至已经出国，联系不上。”

“高明远的资金流向或许是一个突破口。”技术鉴定中心的专家提出，“举报信中提到高明远非法侵占了江振涛公司的巨额资产，我们可以调取鼎盛集团当年的财务报表、银行流水，以及江振涛公司的资产转移记录，看看有没有异常。”

沈砚青表示赞同：“一方面，继续对赵伟进行劝说，争取让他尽快签署污点证人协议；另一方面，兵分三路，一路追查资金流向，核实非法侵占资产的事实；二路寻找当年高明远的其他手下，获取旁证；三路重新梳理江振涛失踪案的所有线索，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。”

接下来的一个月，调查工作全面展开。资金组的检察官调取了大量财务资料，发现江振涛公司在被并购前，有一笔高达5000万的资金被转入了一个匿名账户，而这个账户的实际控制人正是高明远的远房亲戚，此人在资金到账后不久便移民国外，与高明远一直有隐秘的资金往来。

“这可以证明高明远存在非法侵占资产的行为，但还不能直接关联到故意杀人罪。”资金组负责人汇报说。

与此同时，寻找旁证的小组也有了进展。他们找到了当年高明远的一名保镖，此人因挪用公司资金被高明远开除，对其心怀怨恨。在检察官的耐心劝说和法律政策的感召下，保镖承认当年曾听高明远的贴身助理提起过“处理掉江振涛”的事情，并且在案发当晚，他看到高明远的贴身助理带着几个人神色慌张地从码头回来。

“虽然只是间接证据，但可以作为赵伟证词的佐证。”负责旁证调查的检察官说。

而重新梳理旧案线索的小组，在江振涛当年的办公室档案柜里，发现了一份隐藏在书本中的谈判备忘录。备忘录里详细记录了前两次谈判的内容，其中提到江振涛坚持要保留公司的核心技术和部分股权，而这与高明远想要全盘收购的要求产生了严重分歧。更重要的是，备忘录的最后一页，写着第三次谈判的时间、地点，以及“高明远可能设下陷阱”的字样，显然江振涛当时已经察觉到了危险，但还是选择赴约。

“这份备忘录可以证明高明远有作案动机。”小林兴奋地说，“江振涛的坚持阻碍了他的收购计划，为了顺利侵占资产，他才痛下杀手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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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砚青看着桌上逐渐增多的证据材料，心中有了底气，但她也清楚，缺少直接物证和赵伟的明确证词，这些证据还不足以将高明远定罪。她再次联系赵伟，这一次，她带来了资金流向的调查结果和保镖的证词。

“赵先生，我们已经掌握了高明远非法侵占资产的证据，也找到了当年知情的保镖。”沈砚青将证据材料递给赵伟，“现在只需要你的证词，就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。如果你现在站出来，不仅能争取宽大处理，还能保护你的家人。我们已经查到，高明远最近一直在打听你的下落，你再拖延下去，可能会有危险。”

赵伟看着那些证据，又想起了检察官的承诺，终于下定决心。“好，我愿意作证。”他在污点证人协议上签下自己的名字，“我会把我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。”

第四章 法庭的博弈

高明远涉嫌故意杀人、非法侵占资产案被正式提起公诉，庭审当天，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里座无虚席。媒体记者、受害人家属、法律界人士挤满了旁听席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被告席上那个西装革履、面色平静的男人身上。

高明远聘请了国内顶尖的辩护律师团队，为首的是曾打赢过多起重大案件的张律师。庭审一开始，张律师就发起了猛烈攻击。

“审判长、审判员，控方提交的证据存在严重瑕疵。”张律师站起身，语气自信，“首先，污点证人赵伟的证词不可信。赵伟当年是江振涛失踪案的嫌疑人之一，他的证词存在明显的利己倾向，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，很可能编造谎言，诬陷我的当事人。其次，控方提交的资金流向证据，只能证明鼎盛集团与江振涛公司存在正常的商业往来，不能证明非法侵占资产；保镖的证词是道听途说，没有任何法律效力；谈判备忘录只能说明双方存在商业分歧，不能证明我的当事人有杀人动机。最重要的是，控方没有找到江振涛的尸体，也没有任何直接物证证明我的当事人实施了杀人行为，仅凭这些间接证据和污点证人的证词，就指控我的当事人故意杀人，显然证据不足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