案发当天上午，宜川县公安局正式成立“7·21”专案组，全局刑侦力量全员上阵。会议室里，白板上贴满了现场照片和走访记录，张建军用红笔在嫌疑人特征那一栏重重写下：男性，身高1.7米左右，穿42码胶鞋，疑似聋哑人，宜川本地口音或周边方言。

“根据目击群众描述，嫌疑人逃跑时发出含糊不清的叫声，结合现场遗留的痕迹，初步判断可能是残障人士。”技术科科长推了推眼镜，指着投影仪上的照片，“现场提取到两样可疑物品，一块上海牌手表，一把尖嘴钳，都不是受害人家里的，应该是嫌疑人遗留的。”

王建国被接到公安局做笔录时，整个人像是老了十岁。他颤抖着指认了那两样物品：“不是我们家的，彩琴从来不用这种尖嘴钳，我也没见过这块手表。”他坐在椅子上，双手捂住脸，哽咽着说：“警察同志，你们一定要抓到他，为彩琴报仇啊。”

张建军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语气坚定：“您放心，这案子我们一定查到底。”

很快，技术科传来好消息：在手表表链和尖嘴钳的手柄上，提取到了同一名男性的DNA生物检材。“这可是证据之王！”年轻民警兴奋地喊道，“只要把DNA数据上传到全国数据库，肯定能比对出来！”

然而，现实却给了他们当头一棒。DNA数据上传后，经过三天三夜的比对，全国人口DNA数据库里没有任何匹配信息，甚至连相似基因都没有。“这说明嫌疑人要么是初犯，要么之前没有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过，没留下过DNA记录。”技术科科长的话让会议室里的气氛瞬间凝重起来。

与此同时，路面监控排查也陷入僵局。圪崂村属于老城区，监控设备本来就少，加上暴雨损坏了部分线路，嫌疑人逃跑的路段恰好是监控盲区。民警们调取了周边所有路口的监控，连续看了几十个小时的视频，眼睛都熬红了，也没找到那个穿胶鞋的模糊身影。

排查工作全面展开。专案组分成十个小组，对宜川县及周边的黄龙、洛川等县进行拉网式走访。重点排查聋哑人学校、残障人士安置点，以及有盗窃前科的人员。张建军带着小组成员，每天天不亮就出发，挨家挨户询问，晚上回到局里还要整理线索，常常忙到后半夜。

“我们排查了宜川县所有登记在册的聋哑人，共137人，都排除了嫌疑。”一周后，各小组汇总情况时，负责排查残障人士的民警汇报说，“周边县的排查也在进行中，目前还没有发现可疑人员。”

张建军皱着眉，点燃一支烟。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嫌疑人真的是聋哑人吗？如果不是，他为什么要故意发出怪叫？还有，案发后他是潜逃外地了，还是就藏在宜川某个角落？

时间一天天过去，案件没有任何突破。马彩琴的葬礼上，数百名村民自发前来送行，有人举着“还马代表公道”的牌子，看得张建军心里像压了块石头。他在马彩琴的遗像前立誓：“只要我还穿着这身警服，就绝不会让凶手逍遥法外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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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查，就是六年。

六年间，宜川县公安局换了两任局长，但“7·21”专案组从未解散。张建军从副队长熬成了队长，头上的白发多了不少，办公桌上的案件卷宗堆得越来越高，每一页都写满了民警们的心血。他们每破获一起盗窃案，都会把嫌疑人的DNA和“7·21”案的样本进行比对；每隔一段时间，就会重新梳理一遍线索，走访当年的目击群众。

2018年，DNA溯源技术有了新的突破，不再局限于直接比对本人DNA，而是可以通过基因测序，找到同宗同源的亲属基因。这个消息让张建军看到了希望。他立刻安排技术科，将当年提取的DNA样本重新进行深度检测，生成完整的基因序列后，再次上传到数据库。

这一次，命运终于露出了曙光。2019年9月，数据库传来匹配提示：该样本与山西河津市李某家族的基因序列高度相似，属于同一家族分支。

“山西河津？”张建军立刻铺开地图，手指在宜川和河津之间划过，“距离宜川不到三百公里，有戏！”

专案组立刻动身前往山西河津。然而，调查刚开始就遇到了难题。这个李某家族并非河津本地人，而是几十年前从云南保山迁移过来的，家族分支庞大，分散在河津各个乡镇，甚至还有不少人外出打工，踪迹难寻。

“难道要去云南保山排查？”年轻民警看着手里的家族族谱，犯了愁。从河津到保山，两千多公里的路程，而且保山那边的家族成员更是分散，排查难度可想而知。

张建军没有犹豫：“分两路走，一路留在河津继续深挖，另一路跟我去保山。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，我们也不能放过。”

接下来的一个月，专案组的民警们开启了“连轴转”模式。在河津的民警，每天泡在乡镇派出所，调取户籍资料，走访村干部，一个个联系家族成员；去保山的张建军一行，顶着高原的烈日，在山区里奔波，有时候一天要走几十公里的山路，晚上只能住在乡镇的小旅店里，吃泡面当晚饭。

“张队，保山这边的家族成员，大多在本地务农，或者去东南沿海打工，很少有人去陕西。”在保山排查了半个月后，民警向张建军汇报，“我们比对了所有符合年龄条件的男性，DNA都不匹配。”

线索似乎又断了。张建军坐在保山的小旅店里，看着窗外连绵的群山，心里有些烦躁。他拿出手机，翻出当年的现场照片，盯着那块上海牌手表出神。突然，他灵光一闪：“会不会嫌疑人根本不是从保山直接去的宜川，而是通过河津的家族成员介绍过去的？我们把重点放回河津，排查所有外出打工的家族男性，尤其是在陕西工作的。”

回到河津后，排查范围进一步缩小。民警们逐一联系家族里外出打工的男性，登记他们的工作地点、联系方式和近期照片。当排查到第213名家族成员时，一个名字让张建军的眼睛亮了起来，李某，男，45岁，现为宜川县阳光幼儿园保安。

“宜川？”张建军猛地站起来，“就是我们那儿！”

他立刻让人调取李某的详细信息。资料显示，李某从2013年开始就在宜川打工，2014年应聘到阳光幼儿园当保安，至今已经工作六年。更可疑的是，李某在2013年7月之前，一直在宜川某工地打工，案发地点离他当时的出租屋不到两公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