抛尸现场位于三台县郊外的一条公路旁，公路旁边是一条小河，河边长满了杂草，平时经常有村民来这里钓鱼、洗衣服，并不算特别偏僻。侦查员再次仔细检查了尸体，又有了一个新的发现，这个发现，让他们对凶手的身份，有了新的推测。

李建国颈部的两道锁痕，有明显的区别：第一道锁痕，只留在了脖子的前半部分，后半部分没有任何痕迹；而第二道锁痕，则绕颈一周，深浅均匀，显然是凶手刻意用力勒出来的。

结合李建国当时正在开车的场景，侦查员推断，第一道锁痕形成的时候，李建国还坐在驾驶座上，他的脖子后面，有汽车头枕挡住，所以凶手从后座勒他脖子的时候，只能勒到脖子的前半部分，后半部分被头枕挡住，无法留下痕迹。

而第二道绕颈一周的锁痕，应该是在李建国被勒晕之后，凶手担心他没有死透，特意把他的头从座椅上掰过来，再次用绳索勒住他的脖子，直到确认他死亡为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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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就有一个疑问：如果凶手只有一个人，那么在勒住李建国脖子的同时，很难再腾出双手去击打他的面部，更不可能按住他的双手，让他无法反抗。所以，这进一步印证了，作案者至少有两个人，一个坐在副驾驶，按住李建国的双手，并用钝器击打他的面部；一个坐在后座，用绳索勒住他的脖子，致他死亡。

另外，还有一个细节让侦查员很在意：抛尸的地点虽然不算特别偏僻，但平时很少有人会走到护坡底下，如果凶手对这个地方很熟悉，应该会选择更隐蔽的地方抛尸；可凶手却把尸体抛在了这里，说明凶手很可能对三台县的地形并不熟悉，只是随便找了一个看似偏僻的地方，就把尸体扔了。

结合之前的推断，凶手是李建国的熟人，而且对当地地形不熟悉，专案组得出了一个新的侦查思路：排查李建国的社会关系，重点寻找那些和他熟悉，但不是三台县本地人的人，尤其是那些会开车的人。

这个思路，能找到凶手吗？专案组立刻展开了大规模的排查工作，开始深入了解李建国的生活经历、社会阅历，走访他的亲戚、朋友、邻居，还有他开黑车时认识的同行。

通过走访，侦查员了解到，李建国的身世十分可怜。他出身贫寒，父母在他未成年的时候，就先后去世了，他从小就孤苦伶仃，靠着亲戚的接济长大。26岁那年，也就是13年前，李建国还没有成家，在农村，这个年纪还没结婚，已经算是“大龄青年”了，很多人都替他着急。

后来，在一位好心邻居的介绍下，李建国认识了谢荣。谢荣是家里的独生女，性格温柔善良，知道李建国的身世后，不仅没有嫌弃他，反而很同情他。两人认识仅仅三个月，就登记结婚了，对于李建国来说，谢荣的出现，就像一束光，照亮了他灰暗的人生；而对于谢荣来说，李建国虽然家境贫寒，但为人踏实肯干，对她也十分体贴，是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。

因为李建国父母双亡，没有亲人，结婚后，他就入赘到了谢荣家，成为了上门女婿。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身世，让李建国为人十分低调，平时说话做事都小心翼翼，待人谦和，不管和谁相处，都客客气气的，从来不会与人发生争执，更不会与人结仇。

专案组排查了李建国婚前的老家、婚后的新家，走访了足足几百人，无论是亲戚、邻居，还是同行、朋友，都说李建国是个老实人，从来没有和谁红过脸，更没有什么仇人。至于感情方面的纠纷，更是没有，所有人都知道，李建国对谢荣十分宠爱，结婚13年，从来没有过出轨、家暴的行为，夫妻俩的感情一直很好。

排查工作陷入了僵局。如果凶手是李建国的熟人，可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能提供有价值的线索？难道是专案组的侦查思路错了？

这时候，谢荣的一句话，让案件有了新的突破口。谢荣说，李建国出事那天，是接到了一个去盐亭的叫车电话，才出门的，那个打电话叫车的人，很可能就是凶手。

这个说法，和专案组的想法不谋而合。那个叫车的人，无疑是这起案件中最关键的人物，他知道李建国是黑车司机，知道他会接单去盐亭，还能精准地联系到他，显然不是陌生人。

侦查员立刻调取了李建国的手机通话清单，很快就找到了那个叫车的电话号码。可当侦查员试着回拨这个号码时，电话那头却传来了冰冷的提示音：“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停机。”

一个刚刚叫过车的电话，为什么会这么快就停机？这太可疑了。侦查员立刻联系了电信公司，调取了这个电话号码的详细信息，结果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。

这个电话号码，是案发前一天，在三台县本地的一个报刊亭购买的，属于非实名登记的电话卡，没有任何个人信息。而且，这个号码自购买以来，总共只打过三个电话，这三个电话，全部都是在李建国遇害的当天下午拨打的，一个打给李建国，用于叫车；一个打给电信公司客服号，咨询停机相关的事宜；还有一个，打给了一个北京的电话号码。

更让人可疑的是，打完这三个电话之后，这个号码就立刻办理了停机手续，彻底停用了。很明显，这个叫车的人，从一开始就做好了准备，他刻意用非实名电话卡联系李建国，作案后立刻停机，就是为了掩盖自己的身份，避免被警方追查。

那么，那个北京的电话号码，又是什么来头？侦查员立刻对这个北京号码进行了查询，结果发现，这个号码属于一家声称“能够帮人删除通话记录”的公司。

虽然最终，这个叫车人的通话记录并没有被删除，但这足以说明一个问题：这个人在作案之后，想要删除自己的通话记录，掩盖自己和李建国的联系，这进一步印证了，他就是这起命案的凶手，而且作案前经过了精心的谋划。

可问题是，这个电话卡是非实名的，购买地点是三台县长途汽车站附近的一个报刊亭，而长途汽车站人员往来复杂，鱼龙混杂，报刊亭的老板也没有登记购买者的任何信息，想要通过这个电话卡，找到购买者的身份，难度极大。

小主，

那个叫车的关键人物，一时之间，成了一个谜。

但专案组并没有放弃，他们再次梳理了凶手的特征：第一，是李建国的熟人；第二，会开车（因为凶手作案后，曾开着李建国的车，将车辆遗弃在县城街道上）；第三，对三台县的地形不熟悉；第四，作案前经过了精心谋划，心思缜密。

结合这些特征，专案组决定，对李建国的社会关系，进行第二次全面排查，重点排查那些会开车、不是三台县本地人，而且和李建国有着一定交集的人。

可李建国是开黑车的，交际范围十分广泛，每天都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人，有熟客，也有陌生人，而且他的同行，几乎都有驾照，都会开车，想要从这么多人中，筛选出符合条件的嫌疑人，无疑是大海捞针。

排查工作再次陷入了僵局。就在侦查员一筹莫展的时候，他们把目光投向了谢荣，李建国的妻子，会不会知道一些什么？

谢荣和李建国，曾经一起在成都一个郊区的床上用品加工厂打工，直到2011年夏天，两人才辞职回家，买了那辆面包车，开始跑黑车。也就是说，李建国在成都打工的那段时间，接触到的人，可能和他的死，有着某种关联。

侦查员决定，详细询问谢荣，了解她和李建国在成都打工时的情况。可就在侦查员提到“加工厂老板”这个名字的时候，谢荣的反应，变得十分反常。

一开始，侦查员问谢荣：“你和你丈夫在成都打工的那个加工厂，老板叫什么名字？”

谢荣的眼神瞬间闪烁了一下，脸色也变得有些不自然，她支支吾吾地说了一个名字，可话音刚落，就立刻转移了话题，开始说起自己和李建国在成都打工时的辛苦，说起家里的女儿，刻意回避着关于老板的任何问题。

这个细微的反应，没有逃过侦查员的眼睛。谢荣为什么要回避这个问题？她在隐瞒什么？那个加工厂的老板，到底是谁？和这起命案，有没有关联？

侦查员没有放过这个疑点，继续追问，语气温和却坚定。在侦查员的反复追问下，谢荣终于忍不住，哭着说出了一个埋藏在她心底很久的秘密。

谢荣说，虽然李建国对她很好，生活上体贴入微，对她百般宠爱，但夫妻俩之间，一直有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，李建国没读过什么书，受老思想的影响很深，一心想要个儿子，传宗接代。

可结婚13年来，谢荣一直没有生儿子，只生了一个女儿。为了满足李建国的心愿，谢荣曾经多次怀孕，可每次得知是女儿后，都在李建国的劝说下，做了流产手术。一次次的流产，不仅让谢荣的身体受到了很大的伤害，也让她的心里，充满了委屈和寒心。

“他虽然对我好，可在生儿子这件事上，从来都不让步。”谢荣抹着眼泪，声音哽咽，“我流产了好几次，身体越来越差，可他还是不死心，整天在我耳边念叨，说没有儿子，就断了香火。我心里真的很寒心，有时候甚至会想，这样的日子，到底还有什么意思。”

就在谢荣感到绝望、无助的时候，加工厂的老板陆家良，走进了她的生活。

陆家良是浙江人，今年50多岁，性格温和，出手大方，对厂里的员工都很关照。尤其是对谢荣，他更是格外照顾，知道谢荣身体不好，经常给她带补品；知道谢荣心里委屈，经常安慰她；工作上，也总是给她安排轻松一点的活。

对于长期处于委屈和无助中的谢荣来说，陆家良的关心，就像一根救命稻草，让她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和重视。一来二去，谢荣对陆家良，渐渐产生了好感，而陆家良，也对年轻漂亮、温柔善良的谢荣，表现出了明显的好感，经常对她嘘寒问暖，言语间充满了暧昧。

终于，在一次加班之后，两人突破了道德的底线，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。

谢荣说，这段婚外情，让她一直很纠结，很痛苦。她知道自己做错了，对不起李建国，对不起女儿，有很多次，她都想彻底摆脱这段感情，回归家庭，可每次面对陆家良的关心和挽留，她都心软了，始终下不了决心。就这样，这段婚外情，一直持续到她和李建国辞职回家，也没有彻底断绝。

听完谢荣的话，侦查员心里有了一个新的推测：这起命案，会不会是一起情杀？谢荣有婚外情，李建国会不会发现了这件事，和陆家良发生了冲突，最终被陆家良杀害？

这个推测，似乎很合理。毕竟，婚外情是引发情杀的常见原因之一，而陆家良，既有动机，也有能力实施作案。

可很快，这个推测就被推翻了。侦查员对谢荣在案发前后的活动轨迹，进行了详细的调查，发现案发当天，谢荣一直在家里照顾女儿和老人，没有离开过三台县，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，不具备作案时间和作案条件。

谢荣没有嫌疑，那陆家良呢？

专案组立刻派人赶到了成都，找到了陆家良。面对侦查员的询问，陆家良表现得十分镇定，言谈举止自然，没有丝毫的慌乱，甚至毫不回避自己对谢荣的好感。

小主，

“我确实喜欢谢荣，”陆家良坦然地说，“她年轻、善良，很让人心疼。我知道她有家庭，也知道这样不对，可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。”

可当侦查员询问他案发当天的行踪时，陆家良说，案发那段时间，他已经回浙江老家准备春节了，有很多人可以为他作证，他根本没有去过四川，更不可能杀害李建国。

侦查员立刻核实了陆家良的说法，通过调取他的车票、住宿记录，以及询问他老家的亲戚朋友，确认了陆家良案发时确实在浙江，没有离开过，也没有作案时间。这样一来，陆家良的嫌疑，也被初步排除了。

案件再次陷入了僵局。谢荣没有嫌疑，陆家良没有嫌疑，那个叫车的关键人物找不到，排查李建国的社会关系也没有任何收获，这起命案，难道就要成为一桩悬案吗？

就在侦查员感到一筹莫展的时候，陆家良工厂里的一些工人，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。有工人说，原来厂里有一个叫杨林的货车司机，是陆家良的专职司机，负责给厂里拉货，这个人，曾经和李建国一起在厂里打工，两人算是同事。

这个线索，让侦查员眼前一亮，杨林，符合他们之前推断的凶手特征：第一，他和李建国是同事，算是熟人；第二，他是货车司机，会开车；第三，他不是三台县本地人，而是四川省中江县人，对三台县的地形，很可能不熟悉。

更让侦查员在意的是，据工人们反映，杨林两年前就从厂里离职了，离职后，就和厂里的所有人都失去了联系，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，也没有人知道他的联系方式。

杨林，今年45岁，中江县人，两年前离职后失踪，和李建国是同事，会开车，不是三台县本地人，所有的特征，都和凶手高度吻合。他会不会就是凶手？

专案组立刻将杨林列为重点嫌疑对象，展开了对他的排查工作。虽然杨林已经失踪两年多了，但侦查员没有放弃，他们驱车100多公里，赶到了杨林的老家，中江县的一个小山村，希望能找到一些关于杨林的线索。

可到了杨林的老家，侦查员才发现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。当地的村民告诉侦查员，杨林已经十多年没有回过老家了，村里的人，几乎都快忘记他了，也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，更没有人和他有联系。